中国研究型大学学科建设任重道远

中国研究型大学学科建设任重道远

经纬

十几年来，中国一流大学建设取得了可喜的成就，但面临的挑战越来越大。本文将从学术组织、学术信念和学术活动三个方面探讨学科建设问题。

一、学术组织

中世纪欧洲大学通常设四个“学部”：神学、哲学、法学、医学，好比今天四大学科。学部的功能只是授业解惑。创建于普法战争前夕的世界第一所研究型大学，柏林大学，在学部的基础上创设了“讲座”，即今天研究所、研究中心的前身。科研与教学融合的机制、学术自由的理念正是在这些新机构里得以开创。
　　面对柏林大学的新模式，新兴的美国反应最快，先后派谴近万名留学生赴德留学。这些留学生将德国的理念和模式带回美国，并将“讲座”发展为规模化、标准化的研究生院，以适应快速发展的工业化进程。与此同时，一大批为地方服务的州立大学成立，学分制和专业学位制度也应运而生，到19世纪下半叶，美国的学科数量远超德国。二战后，尤其是80年代后，西方研究型大学发生了又一次学科重组，跨学科研究所、研究中心如雨后春笋。研究中心被普遍认为是二战后研究型大学学科发展的关键推动因素，在“大科学”发展中起到引领作用。90年代以来，美国国家科学基金和健康研究院经费更是明显向跨学科课题倾斜。
　　相比于西方上述两次学科重组运动，我国最近十几年发生的学科大发展似乎具有浓厚的19世纪德国模式特点：政府推动、单学科发展、若即若离于尚未成熟的市场，尽管在组织形式上也有许多研究中心出现。我国大学中大多数研究所或研究中心是从院系/学科里独立出来的。即使是新设的研究所，也多是单一学科，或与已有的学科有很大的重合性。新设研究所的动因往往并非“跨学科发展”而是解决人事问题。因此，中心里的活动往往缺乏创新性和质量控制。
　　“学科”概念涉及知识和组织两个范畴，前者的发展规律主导着后者的性质，因此在英文研究文献中少见“学科”一词，多以“研究领域”或“机构”分而论之。我国之所以“学科”情结很重，缘于学科与办学资源密不可分。学科被按照行政逻辑而不是知识发展的逻辑划分为一级、二级，又有重点与非重点之别；在争夺资源过程中，一级学科、二级学科的数量不断增加，重点学科不断增加，直至达到崩溃的极限而不得不人为地叫停。而难以纳入原有学科体系的新兴和交叉学科必然成为最大的受害者。
　　研究型大学的行政组织须松散，学术活动要有序，越是高水平的大学越应如此。这样，一旦出现行政与学术的冲突便能迅速做出反映，调整行政组织而不是干扰学术发展。为了促进跨学科研究与教学活动，美国大学教师行政管理机动灵活，例如，一位物理学院的教师可以在生物物理研究所参加一个跨学科项目，并培养该方向的博士生；还可以在另外的研究中心兼职并培养其他相关方向的博士生。教师的行政归属只有人事统计的意义，没有学术管理上的意义。而中国大学的学科与院系、学术与行政不仅在日常工作上一一对应，而且职称、级别上也一一对应。这种行政权力大于学术权力的产物越发促进了行政管理的高效而学术发展的低靡。
　　西方研究型大学的学科重组自然反馈到教学系统中，引发本科课程与研究生教育关系的变革及其组织机构的调整，80年代后普遍在本科生培养方案中加强了通识教育成分而减少专业课程比例。而专业学院如商学院、法学院、教育学院，不招本科生，只招研究生。这样既保证了全体学生宽厚的通识教育基础、跨学科创新潜力，也保证了科研与教学相互促进的机制。我国研究型大学普遍设置招收本科生的专业学院，这样做要么造成了人才资源的极大浪费，要么反映这些大学尚不具备研究型大学的条件。
　　学科发展还推动了专业设置的改革。以布朗大学为代表的著名“布朗教纲”早在80年代就让优秀的本科生在教师指导下自拟课程计划、自定专业名称。事实上英美各国的专业目录只有统计意义，没有指令功能。而我国大多数学校仍然是一字不差地照抄教育部的《专业目录》。

二、学术信念

学科是一个民族在漫长、独特的发展过程中自然形成的知识分类体系，具有鲜明的文化属性。反过来，学科的演变过程反映了知识的发展过程。由于不同文化类型产生不同的认识论传统，也就产生了不同的学科体系和大学组织结构。
　　西方深厚的科学文化传统成为西方大学的无形资产，造就了大学成员普遍的科学理性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对中国学生需要反复学习和训练的基本研究步骤和论文格式，在欧洲大学则视为常规。所以哈佛和耶鲁花了几百年的时间才达到牛津和剑桥的水平，斯坦福和芝加哥大学在半个多世纪之后才获得了世界一流大学的赞誉。唯一能在世界排名前25位的亚洲大学，东京大学，也有近一个半世纪的历史。
　　真正的科学探究过程必然以民主探讨的组织方式进行，这无论对于科学家还是学生都是如此，因为真理面前人人平等。早在古希腊时代亚里士多德就提出了与儒家伦理分道扬镳的观点：正义是一切美德的前提。事实上“正义”是19世纪欧洲大学校训的共同元素，也为科学与民主统一、智育与德育统一的西方现代教育理论扎下了伦理学的根基。所以，学术自由在美国高等教育法中构成了“各项保证的智力基础”，不仅事关信仰问题，而且规定了知识生产的逻辑。因此，在世界一流大学，由于信仰与学术一致、“体”与“用”一致，卓有成效的研究形成了一种求真的氛围，进而成为一种巨大的教育力量。而早在民国时期郭秉文校长提出的“诚”不仅是德育之本而且是智育之本的教育思想，至今难以得到全面贯彻。
　　中国传统知识论体系复杂。简言之，它以儒家“天人合一”的认识论、“信而好古，述而不作”的方法论为代表，以经、史、子、集四部为主要内容，以孔子、董仲舒、朱熹等整理、综合和诠释的为学之道为典范。中国传统哲学将知识理解为知者与被知之间的交互作用，所以知识与知者密切相关，于是构成了今日重人事轻学术的组织文化基础，进而导致中国当代学问的“尚古”情结。培根在分析西方中世纪科学停滞不前的原因时指出：是“崇尚古代哲学伟人的权威、错误的学说方法阻碍了各种科学的进步。”这种尚古的学术传统无疑阻碍了我们正确地掌握科学的理念和方法，近代以来从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到今天新儒家的苦苦探索，堪称悲壮。在当今的日常科研活动中，“天人合一”的信念潜移默化地使得我们敏于人际关系的拿捏，而讷于自然规律的直觉；敏于静态的平面的说教，而讷于变化的多元的批判，因此始终游离于国际学术圈之外。面对多元化的西方理论和实践，往往不自觉地选择那些有利于诠释精神世界而与科学精神相悖的学术流派，并误认为国际主流。例如，我们接受后现代主义比接受科学实在论要快；加强大学生的人文素质比加强大学生的科学思维要快；重视学分制对学生的约束功能比重视其鼓励学生自主性功能要快；关注博士后制度的人事划分等级性比关注其人才管理的流动性要快。
　　真正的科学态度是既要摆脱民族主义情绪，又不能回避“民族特性”这个重要变量。如果将中国问题放在全球系统中，而不再尚古，一些由人类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引起的“水土不服”现象可以得到解释。马克思就提出过一个中介变量，时间，他认为发展中国家的今天就是发达国家的昨天，发展中国家的明天就是发达国家的今天。当然，仅仅“时间”一个变量远远不够充分解释全球系统的复杂性。例如，老子从“天道”中提炼出自然之“道”，以作为万物存在的根据，并提出“小国寡民”的政治理想，主张以道治国、以道修身的理念，这与古希腊早期的科学文化何其相似！但历史为什么没有选择它？这与中国的大平原环境和人口众多有怎样的联系？这对处理未来人口膨胀的世界问题有何启示？
　　今天，在世界一流大学中也出现了信仰多元化的现象。然而，怎样处理全球问题与本土诉求、科学求真与多元包容、普世价值与民族传统等等，应该是研究型大学不可推卸的责任。不过，在研究型大学而不是普通高校，科学理性最终可以消解由相对主义导致的对发现真理的阻碍作用。

三、学术活动
　　研究型大学的学术活动是指创新型人才培养、原创性科学研究和高层次社会服务三项职能。自19世纪以来，随着大学在机构上从讲座制发展到院系制再到研究中心、走向社会，这三项职能不仅逐步丰富起来，而且相互之间的联系越来越密切。这是因为，在民主制度环境中，科学知识增长的内在逻辑与学生需求、社会发展需求和国家需求是和谐一致的，科学家的研究过程与研究型教学过程在本质上也是一致的。所以，科研与教学便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德育与智育便统一起来，教育通过培养社会需要的合格人才而为社会服务，社会反过来捐助教育事业也顺理成章。
　　我国大学之所以难以形成三项职能的契合，根本原因在于我们尚不能充分尊重知识和学科发展的循序渐进、逐步积累的逻辑。例如有人将跨学科研究等同于中国传统的“综合研究”。实际上，自近代科学问世以来，学科细化的过程好比一场战役延伸出去的分战场，各路人马越跑越远，各自招兵买马，不断壮大，而且各自为阵，以至于与后方统帅失去了联系。当年的学术统帅皇家学会在这个世界上已经声音微弱。20世纪后期，有一路跑得无影无踪的人马陡然察觉孤立无援的危机，因此调头呼吁大家调整战略思想，于是成立了跨学科的“研究所”和“研究中心”，尽管这本是老帅的初衷所系。
　　中国目前的一流大学已经在人马、粮草和阵地上各就各位，但任务不明，因为统帅在不断发出新号令，而且这些号令名义上是发展知识，实际上（组织上、政策上）是占领更大的阵地，因此鲜有成效。校园扩大，没有钱，贷款也要扩；博士点增加再增加，多多益善。各路将军也没有受过独立作战的系统训练，习惯于依赖后方统帅；也没有很好的武器装备———经、史、子、集与社会需求、现代科学相去甚远。

我们目前学科建设所擅长的似乎只是人马、粮草和阵地。“大师+团队”的合作模式已经异化为“大佬+团伙”。两者的区别在于是追求学术卓越还是为“自己人”谋利益。我们跨学科建设注重的是人员头衔等级结构，而不是研究问题所涉及的学术视野与学科结构。一个大项目往往有宏大的跨学科的实际问题，但缺乏有效的“研究问题”。
　　由于不尊重知识的循序渐进和逐步积累的特点，我们的研究活动常常急功近利，对待学术规范的态度不是自觉遵守而是有意逃避。中国的学术腐败现象有些是道德问题，但主要是对科学规范缺乏认同所致。一项主张一定要有足够的证据吗？自己的发现为什么一定要与他人的成果加以区分？为什么研究开始前一定要对前人的相关研究弄个清楚？为什么一定要不厌其烦地准确引用参考文献？在重数量、轻质量的考核指标引导下，有些人已超越了古人的“述而不作”，达到“编而不作”、甚至“抄而不作”的地步。学术规范是科学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的，因此它是符合知识发展规律的。对教师而言，遵循它有利于科学发现；对学生而言，遵循它才能体验到不断进步的成就感。
　　纵观高等教育史，世界一流大学的集中地总是与世界经济文化中心相伴相生。社会是大学之母，这无论对于中世纪的僧侣教育，还是20世纪商业精英的培养都是如此。社会又是大学的归属，大学与社会连结才能健康发展，科学研究如果脱离社会需求，不仅找不到正确的研究方向，也没有成果检验的舞台。
　　研究型大学发展中的许多问题，通过加强与社会联系就会纲举目张、柳暗花明。众所周知的斯坦福大学60年代以后的迅速崛起自不待言；今天的MIT已从“永无止境的前沿”转化到“永无止境的转化”：将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产品开发相互结合、循环转化。伯克利大学校长伯达尔将该校的办学历史经验总结为“服务社会”：在19世纪中期以发展农业、推广技术和普及中等教育为学校的主要服务内容；20世纪中期转到以军事和国防需要为中心；二战后的研究重点则是核能的和平利用和发展民用工业；21世纪，伯克利的重心将转移到人类生存环境和健康问题上。即便是坚守精英主义的哈佛大学，自20世纪末以来已经改变自己社会观察者的角色定位，逐步成为社会事务的积极参与者。
　　与社会需求相结合的原则不仅适用于理工科，同样适用于文科。20 世纪中叶的美国，在高速发展的全球化进程和高科技产业推动下，社会分工发生很大变化，职业种类与结构也随之调整，更多的平民进入社会性职业中。这些变化在带来社会科学繁荣的同时，使传统文科面临危机。一方面顺应社会需求的新的研究领域纷至沓来，如民主问题、民族问题、性别问题、跨文化比较、国际关系、信息与传媒等；另一方面，新一代的人文学者与老一代人文学者产生分裂，越来越多的青年人文学者向社会科学领域转移。今天，美国传统人文学科的定位主要是为一流大学的本科生培养通识教育的教师。我国的人文学科正处于这样的转换时代，但由于我国传统文科比西方传统文科距离现代社会科学更远，因此面临的挑战更大。只有当人文与社科、文科与理科、理科与工科的教师在学术信仰、学术活动上具有基本的共识，跨学科的科研活动和科研与教学的融合才能富有成效。
　　综上所述，以不懈探索自然和社会规律为旨趣的西方学术精神造就了西方研究型大学自由探索、不畏权威的学术信念和联系实际的学术传统，因此，科学知识发展的逻辑与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思想一致，知识进步的逻辑也与社会发展的逻辑一致，于是造就了一批长盛不衰的著名研究型大学。中国研究型大学建设任重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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