团队成员王邦权参加2016年11月16-18日在杭州召开的全国第十一届学位与研究生教育评估学术会议并作报告。本次会议的主办单位是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学会评估委员会,承办单位有:浙江理工大学、浙江省研究生教育学会。主题为“‘双一流’建设背景下学科水平评估与绩效评价”,研讨和交流的主要议题包括:“双一流”建设背景下学科建设内涵研究,“双一流”建设背景下学科水平评估标准与体系研究,“双一流”建设背景下学科建设绩效评估方法与体系研究,一流人才培养质量评价体系与评估,大学与学科水平的国际比较研究,学位授权点、学科建设水平评估与绩效评价优秀实践案例。

团队成员王邦权作了《博士专业质量评价的创新:基于NRC第三次评价模式的分析》的分会报告。报告以2015年国家颁布的《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为切入点,强调博士专业集学术力量、科研成果、学术影响于一身,已成为衡量一所学校办学实力与水平的重要指标。但是,我国博士专业质量评价起步不久,怎样分析博士专业建设的质量,如何甄别和评价博士专业的成效,仍有很多问题需要思考和研究。美国研究理事会(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 NRC)组织的博士专业质量评价,模式新颖,可资借鉴。
王邦权认为,不同的利益相关者对博士专业质量的看法并不一致,学术共同体将知识的原创性作为衡量博士专业质量的标准,大学在维护知识原创性的前提下,更加关注论文数量,政府部门将就业视为博士专业质量的重要指标,企业则将工作能力作为判断博士专业质量好坏的准则。围绕博士专业质量,利益相关者展开博弈,学术共同体一直以来将知识原创性视为博士专业质量的唯一指标,但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形成对博士专业质量的社会问责机制,为了满足不同利益相关者的诉求,博士学位类型的多样化成为全球性趋势。在这样的背景下,学术共同体被迫妥协,放弃知识原创性的唯一指标,意识到博士专业质量包含了不同利益相关者的价值理念,是一个内涵十分宽泛的概念。
王邦权指出,迄今为止,我国教育行政部门对博士专业质量评价主要采取三种模式:其一是1995年国家教委委托学位与研究生教育评估所对33所研究生院进行评价;其二是2005年建立了对博士授权点6年一次的定期评价制度;其三是1995年开始的一级学科评价,从2002年高等学校与科研院所学位与研究生评估所正式开展全国一级学科评价算起,已经实施了三次学科评价,分别是2002年、2006年和2012年学科评价。三种评价模式均由教育行政部门主导,不同之处在于,前两种评价以绩效为中心,带有管理主义倾向,而后一种评价模式,政府部门并没有将评价结果与资源配置挂钩,体现服务高校和学科建设的理念,但是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也产生了许多弊端。

之后,王邦权对NRC第三次评价的使命、前期工作、对象、指标选取、评价方法、评价工具和评价的影响等作了汇报。其评价对象在212所大学、62个领域和5000个博士点展开,一级指标包括:教师研究活动、学生资助情况及毕业出路、学术环境的多样性。其评价方法用每个学科各项指标的S权重和R权重,分别与该学科内博士点的对应数据相结合,计算出这些博士点的S评级和R评级,随后将每个博士点的500个S评级和R评级按大小排序,去掉5%的最高和5%的最低评级,所得到的中间90%的评级区域决定了该博士点的R排名区间和S排名区间。例如,NRC不会将一个博士点评为第一,另一个评为第二,取而代之的是用90%的置信区间的相对排名来替代,而不是50%的置信水平,那么一个博士点的排名就会有90%的可能性在第15名和第35名之间,这就避免了委员会宣称的“伪精确问题”(spurious precision problem),即错误地提供一个精确的排名。
在报告的尾声,王邦权认为NRC第三次评价为我国博士专业质量评价改革提供了许多思考,具体包括:评价的价值取向,以质量为本;评价的方法论,坚持利益相关者、数据、成效三位一体;评价的组织与实施,透明和科学;评价的方式方法,量化评价和声誉评价相结合;评价的对象,更加关注对学生的评价;评价的主体,实现从政府部门向高校和社会转变;评价结果的应用,从追求声誉到提升质量。
在会议交流互动环节,王邦权回答了三位专家学者的提问。清华大学的一位老师认为,现在的评价更多关注结果,忽视过程,这是不恰当的。王邦权的回应是,过程评价很有意义,值得探讨,但是数据收集会面临瓶颈,这是将来仍然需要研究的重要课题。来自中国科学院大学的副校长王艳芬认为报告中提到的我国三种评价模式严格意义上不属于博士专业质量评价,王邦权认为她的观点中肯,应该在报告中解释,在会议结束后与她握手并进行了深入交流。来自天津大学的白海力院长询问评价标准应该参考国外还是国内,王邦权的回答是,借鉴国外先进经验,扎根中国大地,创造具有中国特色的评价指标,着力推进“双一流”建设。

